新华社记者朱瑞卿

　　关于美国的制度，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曾这样形容：一伙资本家投机商“成功哄骗普通民众接受一个有利于少数显贵的政体”。

　　如今，美国制度失灵的迹象随处可见：选举沦为“金钱游戏”，两党对立日益严重，贫富鸿沟日益加大，种族矛盾日益加深，而实际掌握权力的“深度政府”只关注政商寡头的利益，对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无动于衷。

　　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曾经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由哀叹：“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以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

　　政治失能：金钱主宰 党派恶斗

　　今年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尚未正式启动，在全美多地投票箱前，就已有安保人员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投票开始后，在威斯康星州，一名男子持刀进入投票站，威胁要求停止投票。当选举计票仍在进行时，得克萨斯州哈里斯县、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等地，一些民众手举“停止偷取选票”“尊重选民”等标语走上街头抗议。

　　选举被视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但近年来美国民众对选举的态度愈加消极和失望。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今年10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良好。

　　“在美国政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的金句，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得到反复验证。据美国“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费用高达167亿美元，是史上最贵中期选举。

　　金钱主宰下的选举，选出的自然大多是金钱的代言人。政客们借助利益集团提供的巨额资金获取权力，当选后当然要用手中权力投桃报李。有些政客下台后转投商界，将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兑换成真金白银，这种“政商旋转门”在美国已是一种公开的利益交换手段。以利润丰厚的军工行业为例，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显示，仅在2019年就有超过3.7万名军方官员离任后在14家大型军火承包商那里谋得职位。

　　今年8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联邦调查局突袭“搜家”后，民主、共和两党及双方支持者激烈对抗，甚至发生了针对联邦调查局的暴力事件，“内战”一时间成为美国社交网络上的热词。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说：“大量迹象表明，美国的民主陷入险境。”

　　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形势逐渐恶化，两党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加剧，争斗愈演愈烈，政治极化和政治瘫痪现象越发严重，真正有利于民众和国家的改革难以推进。如果说美国的制度设计者们最初试图通过党派竞争来实现政治制衡的话，现实则与初衷相去太远。

　　德国《商报》网站刊文指出，美国对外把自己展示为“民主卫士”，强调维护西方世界秩序。然而，美国内部却存在严重分歧：堕胎、控枪、移民……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萨尔警告，美国已经分裂，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经济失衡：贫富悬殊 阶层固化

　　近来，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圣玛丽食物银行的门前时常排着长队。这家慈善机构在11月分发感恩节食物时，有来自全州各地的约1.9万个家庭前来领取，创下新高。12月13日，在这家食物银行门前排队的单亲母亲罗莎·达维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她没有工作，食物价格太高，买不起，家里3个十几岁的孩子“整天吃零食和即食麦片”。

　　美国劳工部12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1%，仍处于高位。美国盖洛普公司本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55%的美国人认为物价上涨令家庭经济困难。

　　多年来，美国财富向上聚集的趋势从未改变。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今年9月援引兰德公司数据说，过去47年，50万亿美元财富从美国社会底层90%的人手中转移到了最顶层1%的富人手中。即便发生重大危机，也只会加速这一过程，因为美联储长期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带来严重通货膨胀，令穷人成为货币政策“放水”的主要受害者，而富人则从货币推动的股市、楼市繁荣中获益巨大。美联储2021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最富的1%群体在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上的财富增长超过6.5万亿美元，是底层90%的人财富增长总额的5倍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指出，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以及取消或削弱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补贴等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如今，号称“人人生而平等、奋斗改变命运”的“美国梦”已走向幻灭，财富与机会的流动性几乎消失。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蒂的研究结论所显示的，对于来自低收入地区的美国儿童来说，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上升到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机会不到5%。

　　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指出，过去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基于“只要努力工作，人人都能改善自身命运”的理念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然而，这种每个人都有成功机会的理想，已被阶级固化的现实所取代。

　　社会失序：种族对立 暴力泛滥

　　非洲裔美国人内森·康诺利和妻子沙妮·莫特打算出售在巴尔的摩的房子，首次估价是47.2万美元。这对夫妇随后摘掉了屋子里他们的所有照片，并让一名白人同事与房屋鉴定人见面。这次，他们的房子估价75万美元。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位置，近30万美元的差价。

　　在《第三次重建：美国在21世纪的种族正义斗争》一书中，历史学家佩尼尔·E·约瑟夫通过类似这样的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来帮助读者理解美国社会隐藏的种族不平等现象。从低估黑人住房价值的鉴定歧视，到密歇根州弗林特和密西西比州杰克逊等黑人为主的城市出现的水危机，再到不断延长的被警察打死的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的名单……这些线索汇集起来，让人们看清，在美国，尽管合法的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种族仇恨和种族歧视仍然根深蒂固。

　　与黑人所受歧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人所受的优待。年仅19岁的白人青年凯尔·里滕豪斯如今在美国“小有名气”，因为在2020年美国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被警察开枪打伤后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中，里滕豪斯开枪打死两人、打伤一人，最终却被法院判决“无罪释放”。

　　此案在美国引发巨大争议，因为媒体披露此案的陪审团成员几乎都是白人。里滕豪斯被判无罪后，全美多地出现反对种族主义的游行。一些人手举标语，上面写着“要么修改体制，要么失败”“里滕豪斯——有罪！有罪！有罪！”。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死刑诊所”项目联合主任伊丽莎白·塞梅尔指出，在全美进行的每一项研究中，无论是在州法院还是在联邦法院，都有一个普遍发现——陪审员挑选制度中始终存在种族歧视。“在加利福尼亚、北卡罗来纳、康涅狄格，或是华盛顿、俄勒冈，结果都一样。”

　　法国政治学家、蒙田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威斯康星州陪审团判定里滕豪斯无罪就是“美国病”的最完美体现。这一决定与正义毫无关系，它诠释了美国社会内部深刻的、难以克服的分裂。

　　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运转是否良好，治安状况是一项关键指标。除了种族歧视问题外，里滕豪斯案还折射出美国社会中另一个多年来不断恶化的老大难问题——枪支暴力。

　　如今，暴力犯罪已成为美国社会中一道越来越深的伤疤。《纽约时报》通过研究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枪支暴力已成为美国儿童死亡的“头号杀手”，去年有3597名儿童死于枪击，儿童枪击死亡率创下20多年来最高纪录。正如美国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教授迪安·基尔帕特里克所说，大规模暴力已经构成美国的一场重大公共危机，在大大小小的社区中定期上演，令无数人感到恐惧。

　　枪支暴力还与种族仇恨频繁联系起来。今年5月14日，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内，一名白人枪手实施针对黑人的袭击，造成10死3伤，受害者中11人是黑人。枪手通过头盔上的摄像头直播袭击过程，枪身上写有充满种族歧视含义的文字。美国联邦调查局12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美报告7200多起仇恨犯罪案件。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承认，一场“仇恨流行病”正在美国蔓延，这已被暴力和偏执行径所证实。

　　制度失灵：寡头获利 民众遭殃

　　在美国，流传着关于“深度政府”的说法。曾在美国国会工作28年的迈克·洛夫格伦说，总统会下台、国会会易主，但在这背后有一个“深度政府”，一个由情报机构、军队、司法系统和利益集团组成的“永久性政府”，它是结合了政府关键角色和金融及产业界高层的利益联盟。华盛顿已被这样一个僵化的官僚体制把控，普通的改革根本不可能影响到这个体制。

　　没有人公开承认“深度政府”真实存在，但美国政商寡头勾结、大资本幕后掌权的现象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为此付出代价的，自然是美国民众。

　　今年11月16日，当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泰克利特在一个防务论坛上发表讲话时，一名抗议者手持写有“洛克希德爱战争”的标语牌上台抗议。她指责这家军工巨头大发战争财，浪费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美国不断加大对乌武器供应和人员培训力度。据美国外交学会统计，从今年1月24日至11月20日，美国已累计向乌提供总价值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相当一部分经费流入了美国军火商的口袋。

　　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指出，美国军队、军火商与国会勾结起来，借乌克兰危机渲染对俄恐惧，为新一轮军费扩张制造借口。据《纽约时报》报道，洛克希德·马丁和诺斯罗普·格鲁曼等军工企业的股价今年以来上涨了约35%，而市场主要指数总体呈下跌趋势。

　　除军工复合体外，华尔街也是美国深受诟病的一大利益集团。据美国媒体统计，约半数的离任国会议员都在华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聚集地K街谋得职位。“华盛顿的议员们都是给华尔街打工的，他们的竞选资金来自华尔街，他们对华尔街和K街上的游说大佬俯首听命。”美国知名导演迈克尔·穆尔这样说。

　　能源行业和拥枪势力的能量同样不可小觑。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联邦参议员乔·曼钦屡屡反对相关立法，《纽约时报》调查发现，他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获得的竞选资金比任何其他参议员都多。

　　支持拥枪的利益团体有钱有势，每年都会投入大笔资金游说政客。据“公开的秘密”网站统计，2021年拥枪利益团体的政治游说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580万美元。对于一些政客及其背后的利益团体来说，拥枪不仅是“权利”，更是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美国作家贝伦·费尔南德斯痛斥，美国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的制度根源是“贪婪的资本主义”，“美国的社会规则就是资本利益在民众安全之上”。

　　美国作家罗克珊·盖伊直言，在美国，政策被卖给了出价最高的金主。美国前劳工部长莱克指出，财富与权力的勾结，制造了寡头政治、破坏了民主制度，使美国的制度失灵。